百年党史，既是党的探索史、奋斗史，也是党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史。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史学习中不仅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，同时也需要以史为鉴汲取“清廉”力量。《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》栏目将和大家一起学习党史中的廉洁故事，让大家在学史明理中养清廉之风，在学史增信中筑清廉防线，在学史崇德中汲清廉力量，在学史力行中做清廉表率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公仆对人民有奉献义务，没有索取权利
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，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，没有索取的权利。”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无论身居何位，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，甚至为了避嫌而“苛待”自己最亲爱的人。
张闻天和刘英结识于长征途中，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，不论时代和生活格局发生多大改变，二人始终艰苦朴素、甘苦与共，营造了互相照顾、互相扶持的家庭氛围，成为模范夫妻表率。刘英晚年回忆起张闻天，说他生前节约，衣服领子坏了换领子，袖子坏了换袖子，同事都笑话他：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，时髦啊！到使馆上班也总是先关电灯，仓库灯亮着也去关掉，到处关灯。他还说留钱给子女亲戚没好处，给多了会腐败、乱用，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。
张闻天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1955年，他从苏联回到北京，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，夫妻二人将任苏联大使期间结余的12万卢布，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，全部上交给了国家。
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，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，任外交部副部长。儿子张虹生当时想报考外交学院，因对外语没有十分把握，希望父亲给分管学校打个招呼，张闻天一口回绝：“你有本事就上，没本事就别上。”张虹生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。
张闻天对人对己不搞特殊化，对待子女的严格更是近乎苛刻。古人云，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要留好样给儿孙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拒绝儿子的请求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
早在张虹生还小的时候，他看见父亲的小汽车便也想坐一坐，面对儿子的“耍赖”，张闻天宁愿走路去上班，也不让他“得逞”。
后来，张虹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，由于卫生条件艰苦，没多久就患了肝炎，并发展成慢性肝炎，他写信给父亲，希望回北京治病。张闻天却给他回信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，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，都是在新疆治，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，治得好最好，治不好就慢慢来。”这样的话语让张虹生心寒，但他最终理解了父亲。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，他更要自食其力，他最终留在农场，一边劳动一边治疗，这一呆就是15年，在那里结婚生子，没有享受任何作为高干子女的照顾。
1976年，张闻天在无锡病重，虽然经受党内极不公正的待遇，被批斗被监视，他仍一再嘱咐刘英：“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，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。”张闻天逝世后，刘英将储蓄4万元连同利息169.6元作为党费上交，未给子女留下一分一毫。
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，张虹生才凭政策调回祖籍江苏。1979年，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回北京工作，时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却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：“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？”张虹生尊重母亲的意见，留在南京，后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，直到退休。
张闻天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，一生光明磊落，无私无畏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也许就是“闻公立志解民忧，逆风疾雨劲更道。诲人不倦深得益，甘为孺牛照千秋。”的真实写照吧。
（直属党委四总支二支部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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